域名频道资讯站首先是实验的动机和必要性。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认为，目前公开的该实验伦理申请中，并未提及这对双胞胎的母亲是否为艾滋病感染者。即使该实验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只要通过药物降低母体HIV的载量，仍可以有效阻断母婴传播。“该实验并非针对重大的致死性疾病，完全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试验。”刘颖说。另一方面，“敲除CCR5基因以抵抗HIV病毒”已在细胞和小鼠等其他试验模型上证实过。“后续也不可能让人再去感染HIV病毒，所以这个实验本身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大力也指出，该实验使用的是健康胚胎，根本谈不上基因治疗，也不是给感染HIV的患者提供唯一的生育后代的希望。“HIV感染者不论男女，都有方法使其生育没有病毒感染的健康宝宝。”
其次是实验过程的合规性。刘颖指出，第一，这份伦理申请非常草率，按照提供的日期来看，在伦理申请批准前，实验就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第二，伦理审查是按照“科研项目”的标准实施的，“而我们知道，这个实验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研项目，因此审核的标准也存在问题”；第三，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也没有达到批准这类实验的级别，也不具备科学的严谨度。“从这三个方面讲，这个伦理委员会是不合格的。”
记者发现，在这份网上公布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的最后一段写道，“我们期望，建立完善的基因手术治疗严格行业质量控制标准，占领整个基因编辑相关治疗技术门槛的制高点，在国际日益激烈的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脱颖而出；这将是超越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体外受精技术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将为无数的重大遗传性疾病的治疗带来曙光。”刘颖表示，“这些内容竟然能作为理由列到申请书里，可见项目实施者和批准者的本意和关注点到底是什么。”
再次是实验影响的不可控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对此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尽管现代生物学研究了这么多年，我们对于绝大多数生命现象、基因功能的理解可以说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对人类任何一个基因动手了么？脱靶问题在动物实验中解决了么？你们能对这两个孩子可能的不良后果负责么？这两个婴儿的人生是实验者有权利决定的么？”
刘颖介绍，目前已有研究证明CCR5基因的敲除会使得免疫水平下降，导致胎儿本身有可能会对其他的病毒的感染，也可能导致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即使我研究了十几年的基因，我也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基因在细胞内不会行使我没有研究到的功能。”
“基因在免疫方面有的功能还不太清楚，基因编辑技术还不是那么精确，‘脱靶效应’不可控，发育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黄志伟认为，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个实验都是十分草率的，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李大力也认为，“CCR5基因本身对人类来说也并不一定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在中国人群中形成CCR5突变后是否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也是很难预见的。”
刘颖补充说，“当这些胎儿当他们长大后，他的基因是已经受过改造，也就是说他的基因已经被彻底改变了，那么他再去和其他的正常人结婚生子之后，他的后代的基因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这个基因改变本身有一些不良影响的话，他的后代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这些后续的事情要怎么来处理，怎么来控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曾被《科学》杂志评为2015年最重要的“突破性发现”，并被科学家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基因工程技术。
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对基因编辑技术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基因编辑技术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基因治疗的应用前景也很大，但是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让它去发展，让它去不断完善。”刘颖说。颜宁也表示，“我承认在生物伦理学上很保守，我实名反对在现阶段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当然我既不做基因编辑，也不做发育，甚至在刻意避免以多细胞动物作为实验材料（无法克服心理障碍）。”
“突破和越界，有时候很难讲清楚，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很难保证没有第二例、第三例。”在业内专家、曾任赛默飞世尔中国区临床市场战略总监的柴映爽看来，基因编辑确实是未来最有希望治疗遗传病患者（包括儿童）的最有效工具，根本上还是要从流程上做好管理。“对于胚胎基因编辑用于出生的伦理学审查应该严密，包括实施机构、受试者（夫妻）都应该充分的告知并完全理解，必要时应该增加独立的第三方无利益关联机构的评审。”
“技术本身的前景非常好，下一步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也要跟上，保证在一定的框架内让基因编辑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黄志伟认为，“基因编辑包含很大的商业利益，‘定制人’听上去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不排除一些人会铤而走险。”他认为，这方面光靠行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尽早启动相关的立法工作。“如果缺少了法律和框架，就像车上没有刹车，你敢去开吗？”
作者：谷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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