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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努力制造惊吓

三个孩子共用一部手机:网课直播 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

李同学所在学校从2月初开始线上教学,老师直播讲课,讲完课用手机发作业。孩子父亲透露,姊妹三人共用一个手机上网课曾有过争执,但二女儿服药自杀原因并不清楚。新京报记者报道,当地调查显示,李同学家中装有宽带,有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智能手机为其父于去年9月份购买,另一部可以拍照;姐弟三人轮流使用智能手机观看直播、录播上网课,用另一部拍照记录作业。

李同学的任课教师说,她的网课此前一直正常进行,并未因为无法在线上课,跟不上课程进度。如果情况如此,此前网友的担心、追问便是过虑了。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担心、追问就没有意义。3月2日,河南省教育厅发通知要求“全面摸排每个学生的网上学习情况,家庭线上学习硬件条件,精准帮扶特殊困难学生群体”。在开展线上教育之前,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清楚班上学生的学习条件,必要时,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方案作调整。我们都需要思考,当老师拿起手机、电脑,做起在线教学“主播”,对于老师、学生和家长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作为网课最基础的设备,手机和网络(流量资费)并没引起关注。当它们在“网课”中成为教育资源,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教育资源的鸿沟。而这是线上教学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道鸿沟。

我们或许对未来的教育都有这样一个憧憬,足不出户,就能接受教育,甚至最终获得学历。到那时,熟悉的学校模式消失,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可能因为一张网而改变。然而,在这一场线上教育的实验中,我们还处在起点,这一张网对整个社会的公平、福利都提出了要求。

前段时间,我们发起过一次征集,寻找正在上“网课”的书友。在收到征集后,采访了其中三位讲述他们作为老师的“直播”日常。有的从中获得新的成就感,有的面临不小的挑战。我们在故事之后也专访了课程设计师方柏林,谈线上教学的应用技术。从最日常的线上教学细节开始,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

“我在疫区上直播课”

江宁新一年的工作,始于2月4日,农历十一,立春。疫情阴霾笼罩下的湖北黄冈境内小城镇阳光明媚,透过口罩也能闻到春天。封城令下,非必要交通与行业停摆,在教育“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之下,江宁和同事们通过在线平台见到了彼此的面。他们要商量,接下来该如何开展接下来的线上教学。

“忐忑”两个字,写在这位小学英语老师的心上。早在假期接到各级教育部门延缓开学、部署网络教学的通知时,她就对工作有所不安:“生活在十八线的小县城,我们的孩子有一些是父母在外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加上疫情的影响,一部分家长还被隔离……”

江宁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寄宿制小学,能来这里上课的孩子,家庭条件比农村孩子要好一点。江宁和同事们打立春那天起就开始跟家长沟通了解孩子情况,寻找因为家庭隔离不能参与线上教学的孩子:“尽量不漏掉一个,保证正月十七开始的线上课程能顺利开展。”

最终,孩子都联系上了,但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在线:有的孩子家里没网,有的孩子家里停电……乡下信号不好、停电是常有的事情,为了让每个孩子都不错过新课内容,老师们会把录下来的直播课视频和课件发到所有家长都在内的QQ群。

三个孩子共用一部手机:网课直播 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

▲江宁在家作网上教学,受访者供图

保障孩子在线学习,家长的配合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家长很少怠慢,只是应对突如其来的线上教学,有家长不知所措:软件不会用,多个群消息看的眼花缭乱。老师们耐着性子一个个沟通,把软件使用步骤一步步截屏给他们。

网课最大的优点在于时间、地点灵活,对于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学生来说,校方提供学习内容,学生自主掌握学习时间,将获得更好的效果。江宁所在学校,用共享课程录像的QQ群,实现了更为灵活的“非共时”学习。

而让所有孩子“在线”,对身处另一省份县城的马一平来说,却有着不小的挑战。

“在线”的门槛

“早上我看了眼我们班的钉钉群,还有十几个孩子没在群里。”电话那头,马一平说起孩子的事,便停不下来。他怀疑班主任没尽到通知的义务,只是在通讯公司与学校合作的“校信通”系统和班级微信群里发了条消息。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不用校信通,有的家长都换了手机号,老师们还不知道。”微信群里虽然家长都在,但大量的信息容易淹没重要的通知,最好还是私信家长。然而微信也不能保证孩子都能收到上课、交作业的通知。直到今天,全班67个孩子,马一平只收到过三十多个孩子的作业。

“那些家长从来不回你吗?”“从来不回。”

马一平身在某省县城公立小学,做语文老师。学校生源复杂,既有县城的孩子,也有来自远乡的留守儿童。城里疫情严重,过年期间实施隔离措施,有孩子家长甚至都没回家,由爷爷奶奶带。

“通过微信群联系学生,有些留守儿童因为爷奶不会玩微信,父母在外地,无法联系。学校要求明天开始用钉钉上课,但这些留守儿童怎么办?”2月9日,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疫情下的工作”读者征集中,马一平写下了上述文字,留下了一张过去的课堂照片。教室显得有些拥挤,在城市中心人口向外疏散的政策引导下,他们学校每个班的人数名额,从四五十人涨到了六七十人。

三个孩子共用一部手机:网课直播 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

▲课堂,受访者供图

我们联系马一平时,学校已经在钉钉上开课了。马一平放弃用钉钉,改用学生人数也许会更全的微信,拉群语音授课。“60秒的语音,一屏一屏地发。”他自己的孩子上初中,要用他的钉钉账号上课,如果不换平台的话,二人彼此频繁的提示音也会干扰上课。

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不会用微信,操心的家长托人买了新的智能机,教老人注册微信。而对于不操心的家长,马一平也无可奈何。

家里条件差的孩子,硬件阻碍为在线授课设置了不低的门槛。当有的孩子在“钉钉”的评价页面发着微笑表情刷差评,有的孩子则在为对他们来说并不便宜的流量、稳定性不强的信号发愁。有的家里孩子多,同时上课家里的手机还不够用。

网上至今依然有人发着令人难过的声音:去医院用手机挂号很方便,为什么要排队?在线教育多方便啊,微信应该人人都有了吧?现代人熟悉了网络和物流带来的便捷,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与“均质化”相去甚远的世界。

马一平自己眼睛不好,手机看多了眼睛疼。他也担心孩子们的眼睛。“我家里条件算好的,有电脑,好多孩子一天都佝偻着背看手机。”小学上课时间没有很长,但马一平上初中的儿子几乎要在电脑前坐一天。

“我都不早做饭了,等他上完课再做,怕饭菜凉。”

“老师”,还是“主播”?

2月4日立春那天,在成都一家补习机构当老师的“甲鱼”也开始了她的工作。2月9日,她对我们写下自己的工作故事:1月31日充当“工具人”角色,试验各个线上平台的效果,最后同时在一个操作最简单的平台和微信群中授课。

为了证明工作不划水,“甲鱼”的公司要求每天早9晚6钉钉打卡,发照片到工作群,还不能穿睡衣、素颜,为了“仪式感”。开始两天“甲鱼”对这种规定并不在意,直到第三天要开始和三年级孩子一对一的网课教学,才换上了平常的衣服,擦了口红,“想对学生正式一点。”

对于“甲鱼”来说,线上工作的工作量要大于线下,为了证明自己没划水,每天多了很多额外的制表、汇报工作。工作时间无限延长,经常要工作到夜里10点。“没人关心你是不是应该6点准时下班,也没人觉得现在是下班时间就不应该找你说工作的事了。”

在填写“疫情工作”征集问卷的“甲鱼”,其实应该给一个孩子上课,但那个孩子睡过头迟到了半个小时。

“在等他的时候系统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头像,孤零零的,像一个无人问津的网糊主播。”

在网上流行的段子里,直播课的“老师”正在变成新的“主播”。有老师用起了李佳琦式的带货句式,带火了“主播式教学”:“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的X老师来喽!老师要开播了!”“这道题是经典考题!今年要考!要考!一定要考!”学生也和老师在直播时玩起了“刷火箭”“谢谢老铁的火箭”“老铁666”……“怂老师VS熊孩子”的段子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有所更新:

“有的班过分活跃,我把他们班主任拉进来维持纪律,不到1分钟,班主任自己退群了(哭)。他们班名字五花八门,光易烊千玺的老婆就有5个。”

在“甲鱼”公司的教学中,初中生比较害羞不愿意开摄像头,会熟练使用打字功能在评论区轰炸,“刷火箭”很常见。在湖北黄冈江宁的教学中,则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她所在的学校,语文、数学是小班小学,英语则要上500人的大课,教英语的她无法与孩子即时互动。

因为直播课要录视频,江宁上课的压力比较大:不能出错,表情要丰富,声音要能吸引孩子,要好好研究课件,“如果课件粗糙甚至缺乏吸引力,孩子就很容易走神,所以一个合格的线上老师不仅是要有很强的讲课能力,还要有很强的教研能力。” 为了让孩子专心听讲,江宁说自己过年红包都没发出去,表现好的孩子,等复课了给他们买礼物。

“甲鱼”吸引孩子注意力的方法则更多:跟孩子用掷骰子和抢答器互动,激发他们的回答兴致;跟孩子玩画画游戏,用画笔来相互Battle。她没觉得当“主播”有什么不好,但她还是想念线下和孩子的互动:

“我很喜欢和孩子有一些肢体上的亲近,比如假装要去挠痒痒,我手还没伸过去他们就已经痒得四肢蜷缩,嘻嘻哈哈地笑着了;冬天的时候我手总是很冰凉,有些不听话的小朋友我就轻轻把手伸进他们的后面脖子里,请他们吃‘手冰棍’,每次也是收获嘻嘻哈哈一大堆,我现在还蛮怀念这些真实的温度。”

江宁也怀念线下教学的日子,但她也想把直播课上好。“如果以后我的孩子问我‘妈妈,你年轻的时候还当过主播啊?那你是网红吗?’我都想好了怎么回复,‘这一切得从一只蝙蝠说起……是不是网红,得学生说了算……’”

课的另一种可能?

“其实我觉得,在线课程不应该教语数外。”马一平觉得自己的理论,在旁人听来可能有点“大逆不道”。他说学校校长因为与他教育理念不合,一直不待见他。

马一平对学校的线下教育有很多意见:老师不认真教作文,学生考试交上来的作文几乎一模一样,明显是照着范文背的。学生上课几乎没有反应,“连笑都不笑,才多大的孩子,就失去了童真。”

马一平不满规训式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孩子“听话”。孩子长大后失去了求知和质疑的能力,没有人会问问题。这样的课堂到线上之后会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学生将更加被动。

“你说以后复课了,我们这些学过的内容,是重教一遍还是不教呢?”马一平觉得不如在这段时间让孩子学一些平时很少学习的课程,比如美术、音乐、体育,让孩子多读一些书。马一平笑着说有些领导想着在停课时间“弯道超车”,可现在的条件,怎么超的过呢?再说现在所有人,谁不在努力向前呢?

“灾难面前没有胜负而言,只有奋不顾身相互搀扶走过阴霾。”一名ID为@灯笼火把的网友,在《Aqua》演奏视频下,留下了这一句。

2月24日,江宁发来新的消息。她在23日接到校长的通知,要求各班在网络教学中不上新课、以复习为主,提供资料供学生自主预习;各班不许强制打卡,不许在群里通报未上课学生名单;各班保持群安静,不要消息满天飞。

同一天,马一平在朋友圈分享了蔡朝阳的文章《最好的“停课不停学”,就是读书》。微信里,他也发来了新消息:“今天听楼上邻居说,他孩子在另一所初中,每天跟在学校一样,早上六点早读,晚上到九点结束。要打卡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江宁、马一平为化名)

对话课程设计师方柏林

三个孩子共用一部手机:网课直播 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

▲方柏林,笔名南桥。教育研究者、译者,从事课程设计工作,现居美国。

线上教学可考虑错峰授课

新京报:现在国内网课大热,据你观察有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方柏林:网课匆忙上马,老师、家长对网课不堪重负。首先,网络基础设施并不齐备,供应商的服务器面对大规模访问,纷纷当机。第二,老师多半缺乏网课经验,网课对学生也是新生事物。目前最紧要的事,可能还不是网课,而是教育部门需要重新考虑目前这一批学生的学习目标和范围,进行适当调整,该缩减的缩减。不要试图在疫情结束之后,把同样的内容,强压入缩短的时间内,让学生、老师、家庭都不堪重负。

新京报:也就是说如今网课不应该与线下授课的内容一致?网课适合教授什么样的内容呢?

方柏林:总的来说,线下上的内容,线上大部分一样可以完成,但是不能考虑在方法上照搬线下的模式。比如有的老师一开始做网课,是让人将自己在讲台上讲课的整个过程录下来,放到网上,其效果一般不会太好,因为学生在家,在电脑面前,注意力撑不了那么久。

新京报:网课安排还可以有哪些调整?比如学时安排?

方柏林:在学时上,可以考虑错峰上课。在封闭隔离期间,不少家庭家长也在家办公,而家中设备不一定齐备,可供所有人同时使用。网络教育和网上办公的优势是给人在时间上的一定自由度。学校不要复制平时上课的模式,而是安排半天的任务。在恢复正常之前,不妨考虑家庭的现实情况,用“半日制”方式网络上课。上班的公司是否也可以这样?或许借此契机,大家可以重新考虑朝九晚五这些基于时间消耗的工作和学习模式。

“只能直播”是一种对网课的误解

新京报:你对目前网课中常见的直播课怎么看?

方柏林:人们对于网课有各种误解,比如直播课很多。网络上课应考虑“非共时”(asynchronous)学习和“共时”(synchronous)学习的有机结合。在美国,大部分网络课程是非共时的。网络学习的时间计量单位,未必是一节课,而是一周。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在一周规定的期限前完成。这对于缺乏自律的中小学生可能难了一些,但对大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它也是对学生时间管理能力的修炼。

另外需要打破的一个错觉,是网课就必须百分之百时间盯在电脑面前。家长也担心小孩使用屏幕时间过长,影响视力,他们为此感到焦虑。真正好的网课,是在线上发布任务,学生线下完成,在线提交学习成果供老师检测。

新京报:那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来说,网课应该以什么形式存在较为合适?他们时间管理能力没有那么好,手机对他们的诱惑又比较大。

方柏林:学校可以一天分三段时间教学,例如:早晨特定时间共时教学,老师发布事先完成的讲课视频(可包括已有的教育部门制作的视频),学习所需的其他资源,如果有疑问在哪里提出自己的问题,最后发布当日作业任务。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让学生去看视频,完成当日任务。这中间学生可以有一定灵活度,比如可以自己决定先完成哪一门课的作业,是否和同学在线讨论等。下午特定时间,重新在线上课,讲解作业,对教学视频答疑解惑。

手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诱惑都很大,因为智能手机已经打破了休闲娱乐、工作、学习的很多界限。为了避免这些诱惑,首先,要以有趣、挑战的学习任务吸引学生。第二,以学习结果导向,平衡学习时间导向,比如学生学习能力有差异,有的问题学生一看就会,有的学生需要看多少遍,这都是在线学习的长处(比如视频可以重复看),不妨加以利用。第三,应该加入一些测评增加学习。如果有测试,最好做成那种帮助学习的“形成性测评”(formative aseessment), 其目的是帮助学习,而不计入总分。何为“形成性测评”,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测评改进学习,拙著《过剩时代的学习》(华东师大出版社)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另外,学校还可以制定一些在线学习的指引,回应可能会对学生形成挑战的问题。例如:

(1)告诉学生过度在线对健康的弊病。

(2)告知学生如何在电脑、手机检测自己当日的在线时间,和时间分配任务(比如多少时间用在了社交媒体上),不少智能手机是有这个功能的。

(3)发布一个每日时间的登记表,让学生随时填写,对自己的时间利用有所反省;

(4)发布建议性的自由学习时段的计划,帮助实在无法自律的学生。

平台选择,就低不就高

新京报:网课的平台和工具有什么选择上的讲究?

方柏林:在技术平台和工具的使用上,应就低不就高,找使用的最大公约数。不要使用只有学校、部分老师才有的应用程序,让部分学生打不开、用不了,或是要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开。老师需要考虑工具使用上的极简主义,不要考虑做得多美多炫多复杂,花里胡哨的点缀无助于学习效果,甚至形成干扰和额外的认知负荷。

新京报:但现在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很多老师在直播课中为了做课件费劲心思,还采用很多线上直播的互动手段,有的老师还学起了李佳琦网红“带货式“教学,这些是否也是额外的认知负荷?

方柏林:美国的在线学习,我已经很少听说“课件”(courseware)的概念,更多听说的是learning object, 它有点类似于课件一说,但实际上可能是Word 文档,可能是PowerPoint, 可能是老师的视频。老师是不被要求制作技术复杂的课件的,比如各种flash 做出来的课件,其中充满视角效果复杂的转换等。这对老师来说是强人所难,而且效率低下。因为制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不一定有助于学习。其中的道理,大家不妨看看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冷媒体和热媒体的相关说法。

我作为课程设计人员,也不懂得如何设计复杂的需要高技术水准的课件,我不会,也不必要知道。更需要老师理解的,是如何在Word文档、PowerPoint演示这类平时也在制作的文件中,增加设计元素,使得信息的呈现高效而且美观。貌似低端的“文件”用得好,效果超过费尽心机制作的高科技“课件”。

另外,学习体验需要设计,我上面说的分段学习,其实是想遵循一个人学习常规所需的历程,例如学习者需要知道到底一天要学什么(learning objectives), 需要有人讲解内容(content presentation), 要有时间消化学习内容(processing learning), 需要通过测评检验学习效果(learning assessment),如果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就应该考虑这些过程。

老师在讲课中的网红式教学,如果有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无可厚非,但是不要本末倒置,把老师的“教”,完全替代学生的“学”。老师应该像是一个助产士,把学习的效果引导出来,这是更紧要的事。

“在线”与教育公平

新京报:关于技术硬件,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边远地区硬件条件,可能无法支撑起网课的需求。而网课刚刚兴起的时候,似乎被视作优势教育资源帮助边远地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你如何理解网课与教育公平的关系?

方柏林:这个问题非常好。远程教育里的一个很大共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通过远程教育学习,但又希望有远程教育的选择。不愿意远程学习,是面对面的学习效果往往更好一些,但是大家又希望有远程教育的选择,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和条件,去参加特定机构面对面的学习。比如哈佛的公开课,西藏养牦牛的牧民和上海上班的白领都可以去看,去听。这里面的潜力巨大,在美国网课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国内始终推广缓慢。

偏远地区网络和硬件设施欠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每个偏远地方都有公共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脑,这能解决很多问题。

中国教育机构如果希望远程教育常态化,需要考虑向偏远地区的学生发放一些硬件配备,比如平板电脑。另外要有“村村通”铺路的精神,让网络宽带村村通,户户通。不让一个孩子拉下。一些高科技企业可以折扣的价格,为偏远学区配备这些基础设施。例如苹果公司在教育上是花了很大心血的,和很多学区配合,实施一个学生配一个iPad这样的1+1方案。从长远来看,尽管苹果自己为此赔本,他们培养出了终身习惯使用苹果产品的用户。这种放长线钓大鱼,对他们也是合算的。

在目前的条件下,智能手机是比较普及的,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和流量的配备为重点考虑对象,作为学习的终端。移动学习的概念目前大家不怎么说了,可以重新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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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电影《遥望南方的童年》剧照。

目前的在线学习,或是未来工作方式的预演

新京报:关于线上教育,有很多学生不满“钉钉签到”,仿佛自己的生活被监视,也有老师不满加班过多,比如为了证明自己一天没有旷工,多了许多填表、汇报的工作。有上班族评价说让孩子们也提前体会一下工作人士的日常,但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工作流程管理被机器和程序主导以后,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方柏林:我对该软件不熟悉,但是我感觉这种“签到”,还是“替代”(substitution)模式。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教育,目前是围绕“在座时间”(seat time)开展的,自然,在线教育就希望将其替代为“在线时间”(online presence)。但是远程教育的最终优势,是它能攻克“时间、地点、学习进度”的三座大山。如果时间地点上仍不能灵活,也不能照顾学习者进度快慢,那可以想象,一旦特殊情况(如瘟疫)结束,人们很快就把在线教育甩到脑后,因为它并没有发挥优势,反而暴露了很多问题,对学习者、教育者、家长都造成了负面效果。要想发挥进步,必须将时间概念打乱了然后重组,必须利用在线的优势,让学得快学得慢的人都能进步。

我希望目前的在线学习,也是对未来工作方式的预演。很多办公室工作,是可以在家或者在家和单位之外的第三地(例如咖啡馆)完成的。我们看到了一些优秀的公司,比如Wordpress所在公司,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员工一直在家办公,已经很多年了,公司发展得也很好。这种工作方式,也需要不同类型的管理。老板应强调结果导向、员工激励、高效沟通,而淡化过去的“命令与控制”思维导向下的微观管理。

新京报:除了学生和老师,家长其实也快被网课“逼疯”了,上课时间通知得不清楚,多门任课老师给出的作业要求有时间冲突,孩子管理能力不行只能家长上。线上教育带来了很多额外的时间成本。有家长表示不耐烦。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管理上的时间成本?

方柏林:这有两个办法,家长不要做“直升飞机家长”,除了必要的资源购买和应用下载之外,对学习少加干涉,必要时允许小孩在小环节的失败,让其在失败中得到学习。他们自己得来的教训才记得牢。家长抓得越多,孩子自己的自我推动力会越弱。我觉得家长有时候时自己把自己逼疯的,有些竞赛和课外学习是小孩不必要做的,要硬推小孩去上,自己又缺乏支持能力,不疯才怪。恕我直言,疯了活该。另外小孩的成长,也不光是“搞学习”三个字可以概括的,让小孩像一个小孩那样成长,让他们贪玩一点,发点呆,都是可以的。

另外,学校、老师尽量不要安排让家长参与的作业。有的农村小孩,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或许字都认不了几个,如何参与?任何教学,如果考量的是家长的水平,那就是错误的,除非是有教学任务,让小孩带动家长一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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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孩子那些事儿》(2010)剧照。

在不解决高速网络和终端的情况下,网课直播不应该是远程教育的主流

新京报:有人文领域的高校老师对网课直播表示怀疑,认为这段时间上网课不如在家好好看书,你认为哪种方式更好呢?高等教育阶段,网课的作用是什么?有必要采取直播课的形式吗?

方柏林:在不解决高速网络和终端的情况下,网课直播不应该是远程教育的主流,这一点肯定是出现偏差了。如上所述,这是替代型思维。就好比我们做文学翻译,这种教学是直译死译,而非寻找动态对应。

至于用看书取代上课,我觉得可取的思维是学习(learning)大于教学(schooling), 看书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但是不可取的思维是二者并非非此即彼,比如同一本书一个班一起看,然后在线讨论,可以呈现不同视角,这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学习。另外读书好比给思维补钙,套用一句广告用语“吸收是关键”。不同学生的吸收力是不同的,不要以为扔一本书给学生,它们就可以得到一样的营养。一本书如何和其他书关联,书和作者怎么关联,书和时代怎么关联,都是大有学问。我所在单位常年组织读书会,我深深感到群体读书并讨论的好处。读书不一定只是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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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盗火者》(2013)画面。

新京报:网课系统的建立仅是老师的任务吗?

方柏林:网络课程的部署和实施,除了老师之外,还有像本人这样的课程设计师、课程管理软件的管理员、学生技术服务台等人员或者机构,帮助老师和学生解决相关的网络学习问题。网络课程的制作和实施,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眼下,中国不少老师还要兼顾防疫抗灾的任务,突然间又要改变方式上网课,等于是腹背受敌,压力山大是难免的。但愿大灾之后,学校应该改变自己的网络教育部署,并将其纳入战略重点。

新京报:关于网课,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相关从业者吗?

方柏林:我建议国内教育界同行多看看美国网络课程设计的实际操作类图书,例如:Small Teaching Online: Applying Learning Science in Online Classes,作者是Flower Darby和 James M。 Lang。有时候这类图书只讲技术,或者只讲理论,此书讲的是网络教学中技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如何互相调整与改变。如果还没有引进的话,值得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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