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名频道资讯站“今日，参观虹桥商务区：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政府主导的又一个超级工程。上海市的国资存量全国第一，掌握了N多资产。不过，为何深圳的总市值超越上海？问题还是在所有制结构上。香港、广州正在沦为环深圳城市了，上海、苏州会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
这是一个江苏人的评论。从一个月前在微信群里看到，就一直想回答。
先说说我的基本观点——
第一，以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才、政策、城市治理等优势，上海不仅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而且将继续扮演可信赖的国家使命受托者的角色。这些使命包括：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全球科创中心；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文化大都市；在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交汇点，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
由这些定位可以看出，“上海沦为环杭州城市”更像一句玩笑，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群环上海这一龙头展开，才是国家的期望。
第二，国家使命和各种功能中心并不会自动实现。或者说，是创造性实现，一般性完成，还是平庸化接近，甚至擦肩而过，差异会很大。如果是计划经济年代，只要定了哪里是中心，并注入相关资源，哪里就会成为中心。但在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各个区域充分竞争的新时代，“往哪儿去”存在着不确定性，新中心很可能在原来没想到的地方崛起；“怎么去”存在着不连续性，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延伸。
柯达被颠覆了，摩托罗拉被颠覆了，城市作为人、经济、文化、社会的复杂生态，没那么容易被颠覆，有巨大的可传承性。但城市的引领性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谁能领风气之先不是谁的专利。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没有透彻的危机感，纵然天降大任，也可能花落别家。
20多年前上海就提出国际贸易中心定位，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和电商。2016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87万亿元，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当年交易额是3.77万亿元，阿里的目标是2036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那么谁更像贸易中心？当金融科技深刻地改变传统金融，原来的金融中心会不会旁移？如果以深圳为核心的科技湾区未来比肩硅谷，上海的科创中心如何成立？时代在深刻变化，数据驱动的新中心正在颠覆传统的中心，还按传统路径走，反而可能离未来的中心越来越远。
第三，要把定位和使命真正变成现实，上海要淡化这些高大上目标所带来的天然的优越感，而回到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原点，就是如何激发起更强劲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大部分的经济奇迹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东碰西撞摸索出来的。今天的很多全球生意（global business）都源自车库生意（garage business，如惠普、迪士尼、苹果、亚马逊、谷歌），但正是车库里的梦想、激情、创造力和改变世界的勇气，最后成为最强大的社会资本。不是高楼大厦，不是特许权，不是政府订单创造出伟大的公司，伟大公司的引擎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平台型、生态化公司正在成为21世纪的新中心。
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人独有的精神，政府、医院、学校、社会组织，一切秉承顾客导向和矢志创新的地方，都可能存在企业家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会面向未来，不断超越自己，勇敢参与竞争，努力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否则，虽然坐拥天时地利，但你不抓不抢，你的奶酪就会被别的地方抢走。中心不是政府怀里抱出来的，是在市场中闯出来、创出来的。
关于上海，去年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上海何时能再现“互联网王者”，一篇是比较深圳和上海。（《上海滩为何难产“王者”》《当深圳敲门，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 》）
第一篇谈的核心是文化。上海喜欢高大上和成熟的东西，喜欢世界500强，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特别的塑造力，能把气魄变成气质，把雄心变成心思，把立意高远变成不好高骛远，把“事业本身就是生活”变成“事业就是为了更好生活”。在卓有成效的管理和文化熏陶下，随着很多杂质被筛掉，很多可能性也被终结了。对成功了的马云、马化腾，上海会给他们足够的礼遇，但对创业初期默默无闻的马云、马化腾，这座城市可能会忽略他们的存在。上海呼唤“互联网王者”，但真的能接受那个“大话乱说”、“衣服乱穿”的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生吗？
这里补充一个细节。两个月前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深圳分部，南山区中洲中心，讲完课到附近一家挂着上海招牌的小店吃宵夜，晚上10点40分了，对面的腾讯大厦大约2/3的面积还是一片灯火，店老板说基本天天如此。腾讯是世界500强和十大市值公司，还这样加班。要在上海，估计很多上班族的第一联想是《劳动合同法》，是“我有我的生活”。当然，这无关对错，只在于取舍。
去年写的第二篇文章是去深圳出差，看到复旦老学长、深圳大学魏达志教授“上海不是深圳对手、浦东也干不过前海”的观点，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先根据两地政府公开数据做了计算，发现常住人口不到上海1/2、面积不到上海1/3的深圳，预计20年后经济总量可以超过上海；深圳人均GDP已经超过上海；深圳的万人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创新指标优于上海；企业家精神强于上海。
在分析为何上海经济活力不如深圳时，我提到了一个原因，在上海，你很少看到就某一个问题，激发整个城市各种经济成分的热忱，头脑风暴，群策群力。上海习惯的方法是，高素质官员组织调研，找出具体目标和方向，让大家执行。但长此以往，上海的视界就会锁定在官员的头脑里，他们再聪明也赶不上时代的快速变化。上海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官员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习惯于自己去指导如何解决。
这样的模式和文化，可以保证不出现什么差池，在那些变量少、不确定性弱的领域也完全适用。但就是很难长出最前沿的、最打动人的传奇。无他，传奇是打破常规的产物，打破常规是需要包容甚至鼓励的，上海也鼓励创新，但前面有太多定语。
可是，历史上，上海是不缺乏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的。
上海1843年开埠，人口规模排全国第12位，从一个海边县城跃居远东第一大都市，不过数十年。1900年人口突破100万，居全国第一。当时上海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不排外。加上自治、法治与安全程度高，讲商业契约、职业精神，越来越多资本向这里汇聚。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沃土。洋务运动时期三大代表性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都在上海。民间资本代表，从火柴大王到五金大王、出租车大王、寿险大王、油漆大王、百货大王，百业之王的相当部分在上海。连巴格达一个贫穷犹太人家庭的儿子哈同，身上只有6个银元到上海，后来成为拥有400万英镑财富的“远东首富”。今天赫赫有名的友邦保险也起源于上海，1919年，27岁的美国年轻人史带带着330日元抵达上海，两年后办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1939年才将寿险业务总部迁至纽约。
一个符合国际商业习惯和法治原则的上海，一个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的上海，必然是华洋商贾汇聚的宝地。而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是，房地产成为富豪所获超级利润的重要来源，大获其利的不仅有沙逊、哈同、嘉道理等洋商（ 本文章素材来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