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名频道资讯站“就因为管委会落户在这里，所有企业都想要跟它要离得近，必须在多少米之内，之外的就不考虑。”
诞生一年零一个月的雄安新区，像一个巨大的正在生长的容器。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它都在忙着接收那些精准投递的野心和梦想。如果离得够近，甚至能听见野心砸到地上的声音。当然，有撞击就会有破裂和碎片。
有时，它又像一个凝固的大型琥珀。由于房产交易、户口迁入、工商注册被冻结，在建的房子被喊停，详细的规划尚未完全出台，时间好像在这里停滞了。人们的生活节奏、行事方式以及社会结构，也停留在过往的惯性里，并没有因为它从区域小城向国家级新区的跃升而发生显著变化。
它的改变更多是由那些被称为“雄漂”的外地人带来的。他们是当下雄安这个容器里最显性、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们把雄安看作开启新一段人生的按键，其中，有对金钱的憧憬，也有对参与一项社会试验而萌生的雄心。
“这次来，是想考察什么项目？
雄安新区是一块位于北京、保定和天津三地之间，起步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的区域，由原属于保定市的雄县、容城县、安新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组成。
雄安没有机场，从北京去雄安，最便捷的方式是坐动车D6655或D6657，大约1小时20分钟后直达容城县域的白洋淀站，票价分45元和60.5元两种。
几乎每个雄安人都在等待雄安高铁站的建成。他们说：“这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实际上，这座高铁站今年2月份才举行开工仪式，离建成还有数年。
黑车司机朱国强每天会赶在D6655到达前，准时出现在白洋淀站。他的黑色尼桑轿车习惯于停在站前广场的道路一侧，生意不错。这大概是因为雄安的出租车并不充足。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容城县的出租车只有66台（其中大约有一二十台因车主外出等原因不在运营状态）。
过去一年里，这些黑车和出租车司机对乘客的开场白大多是这样一句话：“这次来，是想考察什么项目？”
如果以容城的白洋淀火车站为一个点，以雄县和安新县的城中心为另外两个点，在地图上进行连线，会发现大致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位于最北边的容城，因为是雄安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的临时驻地，成了新区的行政中心。
而雄安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所在的奥威大街，就成了容城县新的城市中心。
一年多来，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铁建、中国建筑、国家电投等30余家央企、国企入驻，奥威路有了一个新的别名——央企大街。腾讯、阿里、华为等大公司，也相继在这条街上找到了立锥之地。
36岁的曾宪伟是中国移动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去年11月，他从唐山一个县级分公司网络部经理任上通过竞聘，“降岗”来到雄安做工程主管。家里不理解，但他说“如果不让我来，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他与家人做了一次对赌，“给我5年的时间，看看我能干成什么样儿”。
中国移动在雄安的很多尝试在河北是头一次。半年来，曾宪伟感到兴奋，“我以前遇不到这样的经历，即使我在省公司，也不可能去（到访）百度、阿里，以及类似区块链的企业，参与新兴行业技术跟我们传统行业的结合”。
“距离奥威大厦Χ米”成为新入驻企业名片上的备注，这种地理信息的确认，隐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微妙暗示。
比如，清华大学创新创业导师的余大洪给我的公司介绍上，就这样写道：“离新区政府办公地奥威大厦300米”——它并不在奥威路上，尽管确实距离约300米。
2017年4月2日，雄安新区刚宣布成立，余大洪就和几位合伙人开车到了雄安，创立了京雄直通车（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还创办了一个为企业入驻雄安提供服务的产业园。
以政府暂住地奥威大厦为核心，呈东西走向的奥威路上，渐次是北京市政集团、天津城投集团、中国电建、中国交建、京东、腾讯、绿地控股、华夏银行等央企和大公司，最后由阿里巴巴和达实智能收尾。
不过，最靠近奥威大厦的黄金位置，由一家不知名的信息咨询公司占据。这是一栋两层楼的门面楼，每层大约30多平方米，原本是家包子铺。老板陈伟40岁出头，容城县人，涉猎广泛，做过图书销售、KTV音响师、小额贷款……包子铺是他最近的一个营生。不过，雄安新区宣布成立的第二天，这间包子铺就变身为一家商务公司，经营范围颇广，涵盖装修、保洁、建材销售、信息咨询和商务洽谈，常有操持各地口音的人，在门前低声攀谈。
公司的一位女经理说的话颇能显示这个地点的优越感：“就因为管委会落户在这里，所有企业都想要跟它要离得近，必须在多少米之内，之外的就不考虑了。”
的确如此。和奥威路铺面紧俏的状况不同，容城县超过一半的门面房都拉下了银灰的卷帘门，门上无一例外贴着“出租”的告示。大量企业入驻，大幅提升了房东的租金期望，原有的经营者无力承担，只得退出，但远离央企大街的位置，新的租户并未上门。
开着奔驰卖蔬菜
2017年10月，46岁的李成独自一人开着一辆SUV到雄安寻梦。
从家乡宁夏石嘴山到容城县，1180公里路程，他开了14个小时，早上6点出发，晚上8点抵达。他说，当时坊间流传一种说法：没赶上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雄安不能错过。
几天后，这辆车成了李成卖菜的工具。他和另一个开着奔驰车来寻梦的，以及其余几个同伴，凌晨三四点就出发前往河北高碑店新发地批菜，回来后在容城县街边，支起后备箱盖，摆起地摊儿。
“那时来雄安新区的人都是很迷茫、无聊，没事儿干。”李成回忆，“谁要是有一个点子，大家伙儿都挺积极地（参与）。”
开着奔驰卖菜，是他们第一个尝试。他们本想在雄安开几家精品菜店，哥儿几个谁也没干过，于是先摆几天路边摊，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赚。
“玩”了两天，不计油费、人工成本和购买的一个崭新的电子秤，七八个人一共赚了约200元。
卖菜的兄弟就散了。李成和两个90后年轻人在一起，经营起了旅馆。
退伍军人张城来自河北沧州，24岁。郭峰来自江苏，是天津某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26岁。李成和他们是通过贴吧里的微信群认识的。
3人经营的两间青年旅舍在奥威路上。两套商品房，用上下铺布置成4人到8人不等的宿舍，按床位出租，价格从35元到45元不等。
李成曾在宁夏一家国企上了16年晚班，搞维修。“我们老总问我，‘你们维修组都干些什么？’我说，‘围在一起休息，简称围休’，那个老板笑了。”
2014年，他辞掉工作，接手家里的电石贸易，却每况愈下。
听到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时，他正在海南为新购置的商品房办理房产证。“我就飞回宁夏收拾收拾，开车就来新区转了。看有啥机会，毕竟年轻，也没事儿干，在家里不能整天溜溜狗、做做饭吧？”
张城曾想过在白洋淀策划一场有规模的音乐节，他说，认识一个哥哥是“做大型音乐节承办”的。不过这个想法因“批不下来”而流产。
“今年乌镇那个（音乐节）上赶着找我们呢，”他有些夸张地告诉我，“我之前和谢天笑、二手玫瑰他们都吃过饭……只要想请哪个明星，我两个电话绝对搞定。”
最近，3人计划着再开第二家宾馆。最终选择经营旅馆，他们赌的是雄安未来的人气。果然，2018年3月后，被称为“雄安新区第一地标”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落成，当地人流量有了显著增加，他们此前的3家旅馆，全部扭亏为盈。
但容城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酒吧、咖啡馆，少有的几家KTV多已歇业。因为几乎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一位要求匿名的基建类央企中层管理者表示，除非工作需要，几乎不会有人踏入此类场所，“这是一个万人瞩目的地方，换了你你也不会去的”。
这位年近五十的管理者说，他选择这里，是觉得“雄安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不过，也正是这种“不一样”，拿项目并不容易，“这是千年大计、国际水平，你任何一家央企能代表吗？”
他时有掉落井底的恍惚，神经衰弱，失眠，常借助看小说帮自己“从这口井里头爬出来”。
与外来者的跃跃欲试不同，容城县原有的服装加工业正在衰亡。这原是这里的支柱型产业，加工后的服装主要出口到俄罗斯。但单纯仿制而少有创新和独立的品牌，随着新区建立，服装厂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但它们并未从地图上消失。容城县的道路名称大多以本地企业命名，如板正大街、永贵大街、津海大街、罗萨大街、澳森大街……都是本地各大制衣厂的名字。或许，它们将以这种方式，继续留在容县的记忆里。
另一种漂流
来自广西的“缪总”也正在成为雄漂的一员。缪总发给我的电子名片上写着“缪氏家族基金（创雄安新区项目）#雄安创业联盟副秘书长、合伙人”。
在百度输入他的名字，搜索结果有“缪x传销”、“缪x诈骗”、“xx市缪x欠了多少钱”等。
他对我说，二十几岁时，他就在父亲的庇佑下靠承包建筑工程获得上千万财富，但在那之后，人生走上了下坡路，如今反而欠下了两千多万元的巨额债务。
蓄势待发的雄安，让他看到了某种希望。他也是千里迢迢自驾车来到雄安的。不同的是，他是组团。
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雄县温泉路的一个饭局上，我见到了缪总。
饭局的组织者是雄县青年创业促进会，定位是一个试图帮本地青年和外地产业对接的民间组织。会长叫李景泰，30多岁。
“咱们促进会可能没有别的能力，但是这些朋友来了，咱们简单招待一下，对吧？大家坐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儿，这是咱们能做到的。”李景泰告诉我。
李景泰是雄县人，做塑料包装设计，过去一直在雄州北京商会任办公室主任，自称出了很多书。一年前，得知家乡突然成了“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不少寄居在大城市的雄安人立刻返乡。李景泰是其中之一。他觉得，此时此刻，最值得发展的创业项目，就是“为陌生人之间搭建关系和提供人脉资源”。
席间，李景泰向大家介绍：“缪总也是到雄安新区来发展的，年前来过，年后说实话就是出去游学或者是为雄安新区宣传了一番，这是第二次到雄安，准备长期入驻。”
缪总一边熟稔地敬酒，一边和李景泰讲他在广西以及北京的关系和资源。“这个是茅台镇的，我有个宗亲，也是姓缪的，当年，他做过茅台董事长的保镖。”
之后他们开始谈论“优质资源”、区块链、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赛场崇礼以及新年愿望。
有人发誓要在这一年里创收30万元，有人把“在雄安找一个女朋友”列为主要目标。一个来自张家口的理工科毕业生想做一个雄安最大的聚集本地信息的移动端平台，“类似58、赶集（网）这种，可以团购、秒杀”。
饭局上的林振是“缪总”的表侄，据说曾在澳门替一个老板管理赌场。有一次玩廿一点之类的扑克游戏，林振用了几个小时就为老板赚了几百万。他说，母亲在48岁时才诞下他，没等到他成年，父母便相继去世。
轮到他讲述新年愿望时，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先学多点儿字先，因为我没进过多少学校，以前去学校没通过一次考试。”
林振几天前出来为表叔开车，作为回报，表叔教他识字。同来的林孝武、陈金俊和他们是同乡。20岁出头的林孝武说：“跟着缪老师，不管怎么样，今后这段经历一定是难忘的。”
我要是再活一回，得去大城市发展
在这个被认为有无限可能的国家级新区，机会与冒险，幻灭与重生，欢乐与眼泪，进入和离开，每天都在发生。
开了大半年旅馆，李成见过形形色色的来雄安寻梦的人。
去年冬天，有一小伙子到他那儿住，订了6天房，睡了3天。李成看不下去，直接走到他床边问：你干啥来了？“要睡回家睡，在这儿待着没有事儿干，就可以回家了，我把钱退给你”。
在一个广告展会，一个从北京来容城的年轻创业者交了2000元入场费，结果发现主办方就露天搭了个棚子，没几个人来。他认为自己上当了。
一个来自四川在容城开湘菜馆的年轻女人，3个月前第一次到雄安就敲定了门面房，回去就转手了在老家经营了6年的餐馆，但发现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人流没达到，租金又超高”，一直都在亏。
留下来的人，大多时候都在等待，等待机会和政策红利的兑现。
去年11月底，36岁的李淑云接受降薪来到雄安，担任优客工场·丽湾雄安社区运营经理。“人家跳槽都是往高跳，都是两倍、几倍地跳，所有人都不理解。”她自我解嘲。
李淑云是河北保定人，此前在青岛万科做建筑设计。丈夫是青岛人，他们有一个即将满5周岁的女儿。决定来雄安前，丈夫和女儿陪她来了一趟雄县。“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你确定要来吗？这里好像很荒，咱后悔还来得及’。”李淑云回忆，“那时候我说：我要来。”
她形容现在是走出舒适区，拿自己的短板开始经营另外一番事业。
许多年前，相比于生活压力大、节奏快的北京，从小性格独立的她大学毕业后选择去了广东中山一个不大的设计院，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却又觉得每一天都像在养老，后辞去工作去了青岛。最近几年，她的心思发生了转变。
“我要是再活一回，确实得去大城市发展，我觉得雄安新区可能就是未来的北京或者是深圳，虽然我这一代有可能赶不上了，下一代真要在这种环境下发展，也蛮好的。”李淑云说。
这或许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但看起来，她似乎有足够的耐心。
4月21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详细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仍在深化细化。在改变发生之前，这里仍然延续着一副小城的生活图景。
比如，即将离开雄安前，在容城县街头一个摆着一地粗制滥造的仿古瓷器、钱币和不知来历的石头的摊位前，我再次遇见了4天前认识的永建。这已是我第三次遇到他了。
永建是内蒙人，今年30岁。我第一次遇到他时，他正在街边看58同镇的门店招聘启示。他没想过要在雄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觉得找到份工作就行。但听说每月只有1500元的底薪后，他感慨，“太低了。他们也刚开始，我寻思要是给他们上班，也他妈得打江山，这倒也可以，但是不供吃、不供住，一个月那点儿钱……”
永建做过销售员，卖过几年建材，后来开了两家店，但生意是惨淡。“他妈的离婚了。”他苦笑，“先找个能把自己养活的事儿，然后再看吧。”
第二次遇到永建，他正打算去制作一面锦旗。几个小时前，他的钱包遗失在一辆ofo共享单车的车篓里了。在大城市，这或许就是永别了。但雄安却提供了不同的经历。
这个钱包先是被一家银行的职员发现，职员将钱包交给了行长，行长恰好在内蒙工作过几年，有熟人，他将钱包里的身份证信息告诉了移动通讯运营商，后者帮他找到了永建的手机号码。
永建感激又感慨，“挺感谢的，想去做个锦旗啥的。”
在第三次也是最后相遇中，永建在仿古董摊上相中了一枚硕大的鸡血石扳指，一番讨价还价后，30元成交。这大概会成为他来过雄安的物证。
他也试图在这里开启另一段人生，但前提是他能留下来。
离开雄安后，我收到了永建发来的讯息：“我找了个工作，常联系，雄安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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