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认为能拯救英特尔的AMD老将，离职了

英特尔官网今天突然宣布，这个在2018年被英特尔从特斯拉挖走的芯片设计大师级人物已提交辞呈，且“离职”自英特尔官网宣布起立即生效。但他将“象征性”地继续担任六个月顾问。

虽然英特尔官网只是含糊地将凯勒离职理由总结为“个人原因”，但公司随之向外界公布，英特尔首席工程师Murthy Renduchintala领导的技术、系统架构和客户部门(TSCG)将提拔四名工程师担任更高职务。

截图来自英特尔官网

显然，英特尔想尽可能弱化凯勒离职带来的关注，但媒体们似乎没有那么想放过这个曾为AMD、苹果以及特斯拉都做过些许贡献的半导体设计天才。

彭博援引证券公司 Rosenblatt Securities 分析师 Hans Mosesmann 写给投资者的话来表达对英特尔芯片前景的担忧：

“凯勒的离职是一件大事。这表明无论他在英特尔做了什么都没有起到作用。或者说，英特尔的老前辈们根本不想去实施”。那么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情况引发的结果就是，英特尔的产品和芯片进程节点路线图，将比我们预期的更不稳定。”

芯片界的“摇滚巨星”

我们一开始以为，凯勒被公认为计算机与半导体行业内的摇滚巨星，是因为他那一头飘逸的齐肩中长发与大络腮胡子。但是他创造的那些辉煌异常的芯片设计成就，以及共事者们给他的褒贬不一的评价，都涉及到他如同摇滚音乐人一样的特立独行气质：

极少在公开场合谈论芯片本身，不喜欢PPT式的官腔交流；跟同事一起虔心学习过佛教与物理学，在50多岁的时候学会并极为擅长海上冲浪运动后，又开始学习驾驶特技飞机……

他被《财富》杂志戏称为，除了芯片设计不是博士学位，其他领域都拿过“博士学位”。

凯勒在英特尔一个大会上 图片来自Wired

当然，无论是硅谷还是华尔街都极为重视这位摇滚巨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他为包括AMD、苹果以及特斯拉等企业在半导体产品上带来的具有开创性的巨大贡献。

1994年，他离开效力14年的当时还是服务器半导体巨头的DEC，加入了AMD。当时的AMD被英特尔力压一头，但凯勒加入AMD后，对芯片进行了结构性创新——将处理器、控制内存与数据传输的独立芯片做集成，以简化芯片系统。

最后，AMD基于新架构的K8处理器获得了巨大成功。经过了凯勒的巧妙设计，这款产品不仅适用普通PC，也能兼容服务器级计算机。如今，凯勒当时参与创立的HyperTransport 标准仍然广泛应用于服务器，包括运行亚马逊和谷歌云平台的芯片。

但是在AMD呆了1年，凯勒就跳槽了，AMD不少高管当时都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这种相对短暂、几乎不超过3年的工作经历几乎成了凯勒之后职业生涯的标志，虽然这在大多半导体行业人士看来非常不对劲儿，但是这并不阻碍凯勒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企业带来一些具有颠覆性创新内核的半导体产品。

譬如在创了几段业之后，他于2008年跳槽到苹果，帮助苹果走上了彻底抛弃三星芯片的“不归路”，开始在iPhone上使用自己研发的处理器。

从你所熟知的iPhone 4开始，之后所有代际的iPhone其实都或多或少用了凯勒设计过的芯片。

其中，他对苹果A6与A7的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最后成为iPhone5与5S的标配处理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芯片不仅比竞争对手的处理器运行得更流畅，而且还加快了iPhone的语音处理速度，正好赶上苹果推出Siri数字助手。

但是2012年，凯勒却回到了AMD，他的理由是“AMD的境遇让他有了更具挑战性的工作”。那时的AMD早已失去K8创立的技术优势，完全是被英特尔压着打，而工程师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怎么去继续优化老产品”。因此，凯勒决定从零开始，提出一种新的半导体晶体管堆叠方法——多核集成。

他开始尝试把多个芯片“拼接”在一起，为计算密集型任务提供更庞大的算力。这便是我们在2017年才看到的，让AMD粉丝在台下高喊“YES”的Ryzen锐龙系列。

事实证明，这个系列处理器的性能可以在某些场景下超越英特尔，而2019年性能吊打英特尔的第三代Ryzen其实仍然是取材于凯勒的设计。

2016年，凯勒又出现在特斯拉芯片研发部门的专家名单上。他曾向马斯克承诺，可以设计出一枚专用芯片来运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软件，速度是竞争对手的10倍。2019年，这款芯片终于出现在特斯拉Model3的车型里。

但凯勒却在这一天到来的前一年，被转型艰难、亟需一个开创性人才的英特尔招入麾下。

正如凯勒极具传奇色彩的频繁跳槽经历一样，凯勒在很多前领导和同事眼中是一个比别人快了好几倍，但思维“过于自由”的人。这样的人或许更适合更具爆发力和冲击力的“短跑”，却不适合需要耐力和“陪伴色彩”的马拉松。

“他比大多数人更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更像是一个项目前端的人，设置出一个好的方向，然后所有人朝着这个方向走。”1999年AMD前首席技术官弗Fred Weber这样评价凯勒。

改变英特尔，或被英特尔改变

在了解凯勒的职场经历后，大部分人应该明白了英特尔挖走凯勒的最重要原因。

在过去10年里，英特尔的确陷入了某种困境。错过了为移动设备设计芯片的市场，而5G调制解调器业务也最终卖给了苹果；

个人电脑市场被AMD用几年时间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后，最近“苹果Mac未来版本将启用自研芯片，弃用英特尔”的消息，让英特尔被唱衰的论调变得更加热烈——个人电脑垄断地位真的能持续下去吗？

当然，英特尔毫无疑问仍然是云计算服务器芯片市场的主导者，但其最新的几代产品都是姗姗来迟。正是因为这种“挤牙膏”状态遍布各个业务部门，让不少投资分析师给出“英特尔将进入一个收入大幅下降时期”的论断。

因此，不仅是英特尔对凯勒寄予厚望，包括华尔街与媒体都期望这个喜欢创造奇迹的人，能给衰老的英特尔带来一些“返老还童”的迹象。

就在去年，资本管理机构Bernstein的半导体分析师Stacy Rasgon将凯勒视为英特尔的“救命稻草”。他认为凯勒会对英特尔的芯片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凯勒是对的，他可以做出令人惊叹的事情，但商业层面的论断还没有被证实。” 他认为凯勒在英特尔工作的时间不够长，还没有在帮助英特尔应对诸多挑战的过程中留下明显印记。

“研究、设计和生产新的处理器需要数年时间。对他的影响做真正评估应该在五年内完成。”

但显然，不到两年的任期太短了，短到根本不清楚凯勒有没有为英特尔留下了足够的技术财产。

有半导体产业人士告诉我们，凯勒的“离开”或许也跟英特尔略显僵化的体制有关。“英特尔的企业文化有点向官僚文化发展，行动缓慢且沟通不畅，但很难在短时间改变，这其实从产品就能看出来。

他们总是喜欢给旧的东西增加不关痛痒的功能，但就是不解决重点问题。所以挤牙膏挤到如今被所有人诟病。”

这或许就印证了开头有分析师认为，凯勒擅长的“简化问题”和“解决问题”，也许并没有很好地推动半导体工程部门多达1万名员工去贯彻执行。

另外，比起做一个“高级副总裁”，凯勒在行动和脾气上更具备纯粹的“工程师”特质。譬如，他历史上的所有“离职感言”从来都不圆滑，还延伸出很多被半导体工程师津津乐道的名言：

“我是工程师的工程师，工程师就是喜欢工作，我想摆脱那些狗屁东西（指官腔交际），解决明确且有趣的问题”。

不过，在短暂的不到两年时间里，他还是留下了一些专注于英特尔的“名言”与技术发展方向。

譬如，他在2019年6月举行的英特尔 Silicon100发布会上，在不断有人提出“摩尔定律是否即将消亡”这个疑问时，他的回答让我们觉得新颖又有趣：

“摩尔定律本来就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集体错觉。我们更应该谈论晶体管怎么继续缩小，而不是被限制在一个定律上。当然，英特尔可以维持这种错觉，但制造出更小更密的晶体管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在芯片设计的技术方向上，凯勒曾带领着英特尔团队在尝试其他更加难以想象的创新策略——垂直构建，将晶体管或芯片层层叠加。

“我们已经绘制出一条路径，用英特尔的10纳米级技术将晶体管密度压缩50倍。这基本上已经在起作用了，”他说。

2019年1月，英特尔展示过凯勒参与设计的叫做Lakefield的混合处理器——将多个芯片叠加在一起，在给定的空间里容纳更多计算核。

就在凯勒辞职的前一天，英特尔刚刚正式推出新的Lakefield混合处理器，其中就包含凯勒参与设计的低功耗Tremont 内核。此外，他还参与了10nm芯片的研发工作，去年推出的超薄笔记本电脑 Ice Lake 处理器系列就用了10nm制程，但服务器级别的芯片仍然没有面世。

如今，这位顶级处理器架构师的离开，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否会对英特尔未来的产品进度产生影响，毕竟天才处理器架构师英特尔还有不少，但凯勒过于响亮的名声的确让市场对英特尔的发展走向警觉起来。

而事实上，除了凯勒， 英特尔通讯连接业务部门（ Connectivity Group）的负责人Craig Barratt 在今年5月离开了公司；再往前几个月，英特尔人工智能部门的高管Naveen Rao在公司决定停止开发 Nervana （2016被英特尔收购的AI芯片公司）神经网络处理器后离职。

不过，也有硅谷的同行依然力挺这个历经过数十年风雨的庞然大物。

“Jim Keller只是硅谷众多顶级处理器设计师之一，这样咖位的人数不胜数，只是因为他的一些个人特质与跳槽经历让大部分人通过媒体认识了他，但其实一个人会给企业的产品进度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一位硅谷芯片设计公司高管告诉我们，虽然他的确做出了很多功绩，但个人影响力被过于夸大了。

“你想，英伟达的GPU推出了多少代了，那么他们的架构师也应该是很具有传奇性的，但网上其实关于他们的新闻很少。而事实上，半导体大部分名人都是如此。”

“英特尔虽然挤牙膏挤了太长时间，但该有的产品终究还是会来的。”

出品| 虎嗅科技组

作者| 宇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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