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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于日前联合宣布辞职，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接过接力棒。
随着皮查伊接管Alphabet大权，意味着又一位印度裔职业经理人成为巨头公司CEO。之前萨提亚·纳德拉已经在微软掌管大权，而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世界500强企业中，外籍CEO有75位，印度裔就占10个席位。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全球顶尖企业的管理层被印度人攻陷。同样毕业于名校，同样是做技术出身，甚至同时进入一家大公司，不少印度人能比其他少数族裔更快地脱颖而出，甚至“玻璃天花板”仿佛对他们也不起作用。其实，除了一些跨国企业可能希望通过这种半本土化的努力打入印度市场外，还有其他因素。
如果细心查看这些印裔CEO的履历，就会发现他们几乎全都来自印度那几所名校，主要是七所印度理工学院（IIT）、六所印度管理学院（IIM）以及尼赫鲁大学、德里大学。成立于1956年的IIT在很多方面都拷贝加州理工的模式，录取率不及1%，而哈佛的平均录取率接近5%。大多读完IIT的印度学生，或者选择出国深造，或者选择在国内接着读IIM的管理硕士。有技术、管理两方面的教育背景，进入高科技企业后的转型通道也更为顺畅。
与亚裔相比，印度人更善于争辩，而争辩本身也是说理的一个过程。作为宗教的国度，印度人习惯、也善于形而上的思辨。在这片土地上曾涌现过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别，它们相互竞争，有时候用言语、有时候用刀剑。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议会民主制在印度的实行，使得他们学会借助民主和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另外还有英国殖民时代的遗产——英语的普及令印度人能够更快地融入欧美文化。如同软件生产的瀑布流程，编程、测试只是最末端的分工阶段，而居于最上端的架构需要了解用户、更好地反映用户需求，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并且熟练掌握语言还不够，还需要有更深的文化沟通能力。语言只是表象，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点则是更深的鸿沟。布克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印度作家屡屡得奖，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印度人运用英语和融入西方文化的能力。
另外，我国虽然如今的留学群体日益扩大，但成规模地输出也才30年左右， 而此时海外的印度人早已在那里扎下了根，并在特定的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比如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学生到了美国很多都选择学医，他们的孩子也都子承父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会因为信息成本较低而更愿意相互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海外华人团体虽然人数不少，但与印度人相比，我们仍属后来者，影响也大有不及。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会形成某种“虹吸效应”。印度格外重视高等教育，成立于1956年的印度理工学院在很多方面都拷贝加州理工的模式。但长期以来，培养出的大量工程师纷纷选择出国，而国内的制造业和互联网行业却没有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形成某种恶性循环。仅从印度的教育投入而言，这不啻是一种损失。相比较而言，我国制造业、互联网企业则发展较为充分，不仅为本土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归国创业。
虽如此，印度在高等教育上的经验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未来随着我们的同胞也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我们与西方的隔阂将进一步缩小，相信“玻璃天花板”对于华人也将更容易逾越。
□ 刘小雪（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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